在过去，人们习惯把航空经济的重心放在高空飞行器与大型机场上，而“低空”常常被视为军事、训练或管控的空域。但如今，随着科技进步与政策开放，一个全新的经济版图正在悄然成形。它不在高空之巅，而在我们头顶几百米的天空。这就是“低空经济”——一个即将改变城市交通、物流服务、应急救援乃至生活方式的新兴产业系统。
低空经济，指的是以3000米以下空域为主要活动空间，以低空飞行器为载体，涉及通用航空、无人机应用、低空旅游、空中物流、智慧城市服务等多个产业链的复合型经济形态。它不仅是一种空中交通模式的转型，更是新质生产力的体现方式。
当前，低空经济最先被感知的场景可能是外卖无人机。在深圳、杭州等地，无人机送餐已实现小范围常态化运营。而医疗物资配送、应急血液运输也借助无人机大大缩短时间，提升效率。不远的将来，空中出租车、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（eVTOL）或许会出现在城市上空，缓解地面拥堵、重构城市出行格局。这种从“二维交通”走向“立体交通”的跃迁，正是低空经济的核心逻辑。
这一新兴业态之所以在近年快速升温，源于技术与政策的“双轮驱动”。从技术端看，电动推进系统、电池能量密度提升、自动驾驶算法、北斗导航、5G通信等关键技术的融合，为各类低空飞行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性与可操作性。从政策层面，国家民航局推动“空域分类管理改革”与“通航低空开放试点”，多个省市已设立“低空经济试验区”，低空飞行申请流程大幅简化，企业进入门槛显著降低。
经济学上，低空经济不仅是技术平台，更是一种产业集群。它上连高端制造，如无人机整机、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（eVTOL）、航空发动机、新材料与复合结构件；中接系统集成与飞行运营，如低空物流、电网巡检、农林植保、警务巡查、海事监控等；下游则扩展至文化旅游、医疗救援、城市交通服务等民生场景。其庞大潜力被广泛认为是继“新能源汽车”“卫星互联网”之后最具想象力的新兴战略赛道。
不过，要真正让“低空经济”飞得更稳，还需突破多个现实瓶颈。
最关键的就是空域管控体系的重塑。当前我国低空空域仍以军民共管为主，飞行审批流程复杂、效率低。要推动低空经济常态化运营，必须建立高效、可视、可调的“低空数字空管”系统，实现从“飞前审批”向“飞时动态管理”的转变。也就是说，未来的低空飞行器将像共享单车一样，按需起飞、随需调度、自动避让，而这背后需依赖强大的AI飞控系统、空域大数据与高精度时空信息融合。
其次是基础设施的同步升级。与传统民航依赖机场不同，低空经济更需要分布式、小型化的“空中驿站”与起降平台，特别是在城市中心、工业园区、医院、景区等密集需求场景中。此外，城市“空地一体”的综合调度系统也要建设完备，实现飞行器、地面交通与城市运行的协调统一。也就是说，低空经济不仅是“飞行经济”，更是“城市系统工程”。
同时，还需加强行业标准与风险防控能力。低空飞行器的安全问题、隐私问题、监管问题都需前置设计。例如如何防止无人机失控坠落、数据泄露，如何制定统一的起降标准、适航认证流程，如何界定飞行事故责任，这些都关系到公众信任度与产业长远发展。
而在发展模式上，各地还应根据地理、资源与产业基础因地制宜，构建差异化的低空经济生态圈。例如广东沿海城市可侧重空中港口物流、海岛通勤和无人机货运；而西南山区地区更适合发展应急医疗、农林巡查与低空旅游等业务；北方城市则可依托产业链基础发展低空制造与飞控系统出口。
国际上，美国、欧洲、日本等国也在低空经济布局中动作频频。例如，美国NASA与FAA（联邦航空管理局）联合开展的UAM（城市空中出行）项目，已规划在2030年实现空中出租车常态化运营；德国Volocopter、日本SkyDrive等企业也纷纷启动eVTOL城市试飞；这为中国在技术、规则与模式方面提供了借鉴样本，也意味着未来市场竞争会更为激烈。
我国低空经济起步虽晚，但在政策推动与制造能力支撑下，具备后发优势。2024年全国两会提出“打造低空经济发展新引擎”，多个省份将其写入政府工作报告，产业规模被认为未来可达万亿级别。而真正考验各地的，是如何将低空飞行从“概念热”转化为“应用实”，从试验飞行转化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。
在未来的城市生活中，或许人们的早餐是由无人机投递而来，通勤则借助空中飞行器摆脱地面拥堵，紧急救护也能从天而降。这不仅是科幻的降临，更是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一种落地表达。真正的蓝海经济，也许正盘旋在我们头顶3000米以下的那片天空里。
